蔡明亮、金基德和贾樟柯，都先后捧得过威尼斯的金狮奖或最佳导演银狮奖，却分别遭遇本国主流电影体制的漠视

　　秋去冬来，亚洲影坛似乎寒风阵阵，本来就不怎么壮观的名导演阵营里又起了怨怼风波。这厢是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因为不满评委对其参赛作品《黑眼圈》的讥评，愤然宣布“永远不再参加金马奖”；那厢是特立独行的韩国导演金基德由于出言抨击本国特技大片《怪物》挤压低成本艺术电影，招来影迷的责难，于是发表一篇自责公开信：《我是一个严重的意识障碍者》，宣称准备移居海外，退出韩国的电影江湖。

　　除此之外，中国电影新贵贾樟柯的金狮奖作品《三峡好人》从威尼斯电影节归来之后，便如石沉大海，很少出现在国内的电影院里。亚洲“小众”艺术电影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似乎一下子成了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的新问题。

　　其实电影的“大众”与“小众”之争，从19世纪末影业初创时便已萌芽，只不过那时的主流态度是将电影看作不登大雅的市井玩艺儿，根本没有阳春白雪的艺术资格。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电影工作者、特别是欧洲电影人开创了用影像语言“载道思辨”的传统，一方面提升了电影艺术的美学品格，另一方面也挑战观众的欣赏底线：不是仅将电影观众视作浅薄的娱乐看客，而是希望以平等交流的姿态，与观影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思想纵深的文化空间。

　　欧洲电影的艺术传统或多或少地在亚洲有所传承。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电影、台湾电影和伊朗电影，都曾朴素深刻地关照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对人的异化等经典主题，也涌现了不少如小津安二郎、侯孝贤(侯孝贤新闻,侯孝贤说吧)、阿巴斯等大师级的电影导演。然而较之欧美，亚洲电影人面临更多的困境：拍摄资金匮乏、电影市场萎缩、审查严格、观众趣味庸俗，更有来自好莱坞大制作电影和本国效仿者的强势挤压。进入新千年以来，这种不平衡的电影生态愈发失调，很多原本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亚洲老导演逐渐淡出，新一代电影人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酷的市场压力，成活率低下，能够进入主流电影系统的年轻导演，要么遵从娱乐至上的好莱坞体制，要么浮游于各种国际电影节，在艺术创作上安身立命的道路可谓越走越窄。

　　“小众”旗帜人物陷入困境

　　蔡明亮在台湾电影界出道十余年，创作主题始终纠结于“孤独人生”，演员班底坚持以李康生为核心，电影的叙事节奏也沉闷而舒缓。这种“大师嫡传”的内家功夫固然在欧洲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屡有斩获——不单早在十二年前就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爱情万岁》)，而且近年的几部作品如《你那边几点》《天边一朵云》都曾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和嘉奖——然而台湾电影生态并未因为蔡明亮的知名度而有所好转，以至于每年一度的金马奖不得不引进更多香港和大陆的电影以壮声势。

　　这笔账固然不应全算在蔡明亮的头上，但台湾本土电影市场低迷却是不争的事实。本届金马奖评委以“导演自溺”“非大众化”敲打他的新作《黑眼圈》，实在反映了台湾电影界救亡图存、盼望突破票房冰区的急迫之情。而蔡明亮“退赛”的激烈回应，甚至声言“我注定是那一个被丢石头的人”，也是以“电影作者”自居的导演不甘成为电影产业“替罪羊”的一声叹息。

　　与蔡明亮的情形有所不同，金基德导演是在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韩国感受到生存的危机。这位同样因作品的艺术性和争议性蜚声国际影坛的著名导演，因为批评国产商业大片垄断市场而被激进的网民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难怪金基德在公开信中自嘲“我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意识障碍者，甚至很难在韩国生活。”

　　韩国电影从本世纪初骤然发力，最初是并行于商业大片和低成本电影的双轨之上，既有《生死谍变》一类的大制作电影，也有《八月照相馆》一类的爱情文艺片，还有相当优秀的实验电影和短片，这种类型的多样性也是“韩流”登陆中国之后，令中国影人深感震惊的原因所在。